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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200多丢失孩子的父母结成寻子联盟(图

2020-11-26 08:31    作者:赌钱网址

  云南昆明200多丢失孩子的父母结成寻子联盟阵线,辗转万里去寻找自己的孩子……

  会客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您一定在街头见过这样的寻人启示,上面贴着失踪孩子的照片,还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在这当中所包含的可能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痛苦和最后的希望。这样的启示贴出来之后,雨打风吹可能很快就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但是这张启示上孩子的父亲却不肯让他的希望就此消失,他跟很多也丢失了孩子的家长一起建立了寻子联盟,并且辗转万里去寻找自己的孩子。

  今年30岁的李启芳是外地来昆明的打工人员,四口之家的生活虽然清苦却也曾经幸福美满。但,充满欢笑的日子只维持到了2002年。直到两年前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发现四岁的儿子就在自家的家门口丢了。

  之后的日子里,李启芳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两年间,他先后多次到过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去寻找,但每次却都是无功而返。

  一幅幅丢失孩子的照片,一份份寻找骨肉的启事,一张张失望父母的脸。。。。。。

  7月11日,在云南昆明官渡区周家营,与李启芳有同样遭遇的几十个家长一起出来找孩子,失去亲生骨肉的家长们手拿自己孩子的照片,组成了一道长长的人墙,他们就是昆明丢孩子的家长自发组成的“寻子联盟”。

  而实际上,这些家长还只是昆明寻子联盟的一部分。寻子联盟共有成员176名,他们中有的是孩子在自己玩的时候丢失的,有的甚至是被人抢走的。除了希望附近居民能提供丢失孩子的线索以外,他们也在用自己的经历提醒着附近的居民。

  寻子联盟的发起者就是李启芳。如今,在李启芳一家租住的简陋的房子里,孩子当年的玩具,夫妻二人还一直保存着,但是却放在了最不显眼的抽屉里。

  为了最大限度地找到孩子,李启芳也经常和寻子联盟的其他家长交流找孩子的体会。登记在册的176名寻子联盟成员,相互之间也已经非常熟悉。对于李启芳和寻子联盟的家长们来说,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寄托在一张张寻子启事上。

  那么,在两年的时间里,李启芳经历了怎样的希望和失望,在漫长的寻子过程中,寻子联盟又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

  会客厅:今天的新闻会客厅我们亲到的这位客人就是寻子联盟的发起人,30岁的李启芳。像这样的启示你一共印了多少份?

  李启芳:我97年就到昆明了,在那儿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就想着孩子在哪里都是发展,在教育各方面都比老家要好得多。

  李启芳:在我家门口。家门口出事提前半小时左右,我还在看着他在家门口打陀螺。我叫孩子不在了,我越找越急地就找不到了。

  李启芳:我发动亲戚朋友几十人,汽车站火车站还有大街小巷到处搜寻,担心被人拐走。我老婆哭昏了,找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找。一夜没睡,第二天又找,找到第二天、第三天中午都昏了。基本什么都不知道,恍惚得很。一天出去找,孩子也找不到,回来的时候,房间里面空空的,没以往孩子在的那种感觉。我的大女儿每晚一到天快黑的时候,也不敢出去,连上个厕所都不敢出去。

  李启芳:基本上全部都完了。因为像我以往,一家四口,基本上幸福美满,从孩子丢了以后,我们就没有那种日子了,一天一天消极下去,我老婆有时候整天在家里哭,以泪洗面。

  李启芳:在我老婆跟前我还是撑起来,有几天我出去找孩子,到晚上一两点钟回来,孩子一点线索都没有,不敢进家门,在家门口徘徊,想着自己回去怎么跟老婆说。然后夜深人静跑到没人的地方自己大哭一场,

  李启芳:是,孩子失踪那几天我不敢面对我母亲,我母亲年纪大了,我一直不敢给家里打电话说孩子失踪了。大约过了三天以后,我想纸包不住火,总有一天知道,我就给家里打电话。我家里就在西安火车站,凡是过的火车都从我们家门口过,我叫他们在火车站给我堵一下,我的孩子丢了。

  李启芳:我们家是大站,每过一趟火车都要10到20分钟,就跟服务员说我孩子丢了,让我们上去看一下,人家同情,让我们上去看,每节车箱两三个人,翻个遍那是不成问题的。

  李启芳:3月14号孩子失踪,到3月25、26号的时候,就跟这些受害的家庭联系上了十多个。

  李启芳:我自己没线索,看他们有没有线索,搞出一个突破点,看有没有这些线索。为什么失踪得那么快。后来3月25号,德海他们老家有个小村庄里有人专门拐卖孩子,当时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说赶紧叫他回去打听,是不是准确,然后他回去,大约去了四五天给我打电话,的确发现一个团伙,当时手上还有两名儿童。我就跑道昆明市局打拐办去报案,报了案以后,市局打拐办出动了三名警察,跟我一起到了那个地方。

  会客厅:你这是第一次去面对一个真正贩卖人口的人,你面对他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李启芳:特别的憎恨,我很想问,我当时很想打他,当时有警察在,说打人是犯法的,也不可能打他。想尽一切办法,从他口中套出自己的孩子被卖到什么地方。在路上我拼命哄这个人贩子。拿我孩子的照片给他看,我说我孩子失踪了,你卖过这个孩子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没有。他说自己没念过书,大体面貌轮廓也说不清,孩子的穿着也不一定一样。他说有可能被卖到山东或者福建,他说福建安西县我就跑到了安西。

  李启芳:听不懂,我就走村串户,看孩子的地方就多留神,看看是不是有自己的孩子在那儿,但其实有的孩子还操着云南口音。我转了一二十天,都没有什么消息。几天以后我发现身上的钱慢慢少了,就住在汽车站门口,只要能遮风避雨就顺便躺一会儿,就这么熬过去。钱花光了,打电线给我打的电话。

  李启芳:我开始的时候问过,打听过,当地人跟我说,我们这地方没买孩子的,你到别的地方去找,我们这个地方不买孩子,但是确实听见有操着云南口音的孩子,这孩子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我就模糊了。

  会客厅:你明明知道一个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找希望渺茫,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李启芳:自己出去找,只要靠近孩子一天,孩子回来的希望就大了。后来我慢慢发现,靠自己出去找简直是大海捞针。

  会客厅: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通常会求助于警方,让警方来解决,可是你不仅仅做了这个,还要去建立一个寻子联盟,为什么?

  李启芳:以往我们多次到公安局反映情况,他们说你们自己也去找找线索。我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人多就能多打听线索,搞出突破点,我们是这么想。也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把我自己的孩子找到,无论找到哪一个孩子,我们心里面都踏实。

  李启芳的家位于昆明市北郊官渡区,这里是昆明外来打工人员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也是昆明儿童丢失最多的地区。有数字显示,近两三年时间,该地区已经丢失了儿童二百多名。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在李启芳租住地附近,很多孩子在路边玩耍,因为家长们都忙于打工,平时聚集在路边一起玩,已经是这些孩子养成的习惯。身边没有人照看的孩子,在官渡区的街道上随处可见。

  而对警方来说,近年一直把打拐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面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集团化和网络化,昆明市警方实施了失踪人员信息录入机制和多警种快速连动反应机制,同时定期举行打拐专门会议,包括协调会、经验交流会等。

  我们各级领导对这块打拐工作都有专门的批示,昆明现在成立了除了我们一个打拐大队以外,另外四个区还成立了专业的打拐中队,现在都已经成立了,成立了以后都在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对这块不管从经费、人员、资金都给予了充分的保证,所以这块我们感觉确实工作起来是非常地各方面的配合是非常地好,而且各自领导一听到有小孩丢或者什么的,都带着去找,甚至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好像还超过了对命案的重视程度,非常重视,现在已经把它作为整个昆明甚至整个云南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在抓,我们厅长、副厅长经常到我们局里面调研,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还需要一些什么方面的补充,或者是完善,包括昆明的机制的建设,包括马上出台的云南省的打拐这些机制的建设,都是领导亲自在抓。

  但是由于拐卖儿童的犯罪近年来有集团化网络化的趋势,警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工作又面临很多现实的困难。昆明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打拐难度体现在五个方面,与取证难,解救难,审讯难,批捕起诉难相比,抓捕是难中之难。

  侦破的难度我们总结了有五难。抓捕难,因为我们所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都不是昆明的,都是流窜犯,比如有昭通的、会泽的,他们到了昆明以后,本身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住所,窜到哪里就在哪里做,而且也没有更多的,也没有现场可勘,没有什么能够证实这个事情是他干的,所以整个抓起来感觉没有什么抓大处,抓谁去,抓捕难。

  尽管打拐面临着很多的难题,但警方也同时表示,打拐是一个系统工程,将和家长以及其他多部门实现联动,真正实现打拐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要跟家长争取把家长这样一种力量跟我们公安机关破案的力量合为一体。我认为还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大的案都要请公安部的来协调,像到广东去也是,公安部的领导帮我们协调,云南和广东警方怎么来配合,但是我感觉最近几年,整个全国打拐确实是大家协作得非常好,所以才能够在这么几年确实破了一批案件。

  李启芳:自己提供线索,或者是公安机关给我们解救回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相互了解的就有五个。我们从2002年丢孩子以后,6月份以后,到省公安厅厅长接见,去反映,到省委去反映,就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大约过了一段时间,发觉孩子越来越丢的多,我们就开始急了。

  会客厅:会不会给观众一种印象,这两年进来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孩子不是很在意,管理得不好?

  李启芳:是,我们发觉丢失孩子的数目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在今年4月11号,在大街上拿着自己的寻人启示,在东丰广场站了一天,一定要让市民看好自己的孩子。

  会客厅:这个为什么要让你们这群人去做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上街,站在街头去跟来来往往的市民说话呢?

  李启芳:因为虽然我们贴寻人启示,但有些人不注意看,甚至被环卫工作人员撕了,还不让贴。我们把寻人启示贴在自己胸前就没人撕了,这样引起市人的关注。

  李启芳:社会上人很多,有的说孩子弄去做乞丐,还有的弄去卖什么器官,不敢想,越想越害怕,越恐惧。是不是被人家弄残了,做乞丐了,还是真真正正被人家卖去做养子。

  李启芳:我也分析过,我们都是外来人,都是从各个地方各个省到昆明做生意的,做的工作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外来务工的人,在城乡结合部租房好租。

  会客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片子会有一个疑问,说平常你的孩子就楼下玩,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邻居应该有个照应。

  李启芳:是,邻居应该知道,但是我到现在没哪一个人给我提供,我的孩子是被什么人搞走的。

  李启芳:我没看到过,我也不清楚。我们老乡以往碰到过一次,白色的面包车把孩子哄到车上,被孩子的父母看到又把孩子拉下来,有过这么一回事。

  会客厅:如果你丢失的不是儿子是女儿,你会不会花这么多的精力跟时间去寻找?

  李启芳:一样,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就像我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都允许两胎,不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都是自己的心头肉。

  会客厅:在官渡区已经发生了大量孩子丢失的情况下,有没有过应急处理,有没有通知过你们这些有孩子的家属应该怎么样照管孩子?

  李启芳: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孩子随时得带在自己的身边,但是不可能随时用绳子捆在自己的身边,不可能让孩子一点自由权都没有

  会客厅:3、4岁的孩子,按这个年龄,比如说应该是在幼儿园,你们这个官渡区有幼儿园吗?

  李启芳:我的大女儿送去过幼儿园,我其实也想送小儿子去幼儿园,但是送到正规的幼儿园,人家要念大班,老师说年龄还不够,送到私人学校又不放心,以前有过收了家长的费用逃之夭夭的,还有送到私人的学校里面,他也没那么好的条件,我们不敢送。

  李启芳:我不打算住了,孩子找回来了我就走人,因为据我们相互了解,近两年丢的孩子都走村串户了,基本上昆明城乡结合部失踪儿童比较高的地方,我都找了,黑得很,社会比较混乱。打架斗殴,吸毒,哪个村都有。

  李启芳:我的孩子就在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丢了,我要等着奇迹,是否有一天奇迹会出现,有人跟我说我的孩子在什么地方。

  李启芳:就是有好心人会提供线索。不可能说大白天的丢了一个孩子没人知道,直到现在我一直在等消息,看看有没有人会告诉我,我的孩子被什么人偷走。所以我不敢搬。

  李启芳:基本上占了第一位。家里面维持生活,靠我老婆做一点小生意维持着,我什么工作都不做,就专门找孩子。

  李启芳:现在我这么想,只要我自己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了,做买卖再挣。我也不急,我老婆这边能维持家庭生活各方面。安全感都没了,发展经济有什么意义?

  李启芳:我跟我的大姑娘说,如果爸爸妈妈有生一天找不到你的弟弟,你以后就跟着找吧,找到是你们两姊妹的缘分。

  李启芳:我会把找孩子的整个经过,寻人启示、报纸,这些留起来以后让他看吧。

  李启芳:会的,我们这个受害家庭基本上都有一定感情了,名单当中给哪一位受害家庭打个电话,你的孩子有没有线索,或者说你在干什么,我们经常在一块已经有感情了。

  李启芳:从我内心深处来说,要找到这些孩子,只有通过相关的部门,也靠我们个人的力量,老百姓就是老百姓。

  会客厅:你刚才一直在说可能没有失去过亲人的人很难体会你的心情,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你写的一封求助信,你可不可以把它读给我们听?让我们理解你的心情。

  李启芳:我们是一群丢了孩子的父母,一群丢了魂魄的父母,今天我们带着所有的希望和期盼向你们求助,求你们帮帮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的孩子吧,失去了孩子,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都曾拥有家庭,虽然普通,但幸福。

  不久前,公安部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召开了相关会议,对今后打拐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7月6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安部等部门和云南、四川、贵阳、广西、新疆等5省区的有关人员,探讨了预防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对策,决定建立区域合作框架,共同打击犯罪。

  据了解,近年来昆明市警方目前已经破获五个犯罪团伙,解救被拐卖儿童187名。2001年至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两万多件,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4万多人,抓获2万多名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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